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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以往的社会派推理小说中，原生家庭的不幸导致一个人走上犯罪道路的内容数不胜数，是谓之“个体的邪恶”，但却很少有像《BLUE》这样，绝大部分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都遭遇过原生家庭的不幸的，简直构成了一幅日本社会全景式的“虐童图景”：他们或者遭到父亲的殴打，或者遭到母亲的冷暴力，或者被和母亲同居的男人强奸，或者目睹了成天说教的父亲搂着别的女人走在街头，甚至被亲生母亲和养父合伙逼着拍色情照片卖钱……
　　
　　虽然遭逢这一切不幸，并非每一个孩子在成年后都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但绝大多数都游走在了社会的灰色领域或犯罪边缘，他们卖淫、吸毒、诈骗，自虐或虐人，纵使偶尔有一些温情或忏悔，也被日复一日、周而复始的绝望消磨净尽。单论犯罪故事本身，《BLUE》并没有多么血腥可怖，但比起那些耸人听闻的作品，充斥于一行行文字间的日本社会从细节到整体无处不在的溃烂，更加令人触目惊心。如果说拙劣的恐怖是用尖叫、血浆制造感官的刺激，而《BLUE》则不然，从阅读伊始到最后一页，全书只是一片冷色调的、静谧的蔚蓝，但在掩卷遐思的一刻，却发现视网膜上残存着一缕缕挥之不尽的血丝，足以让读者不寒而栗。
　　
　　比整体的邪恶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无限的邪恶。
　　
　　所谓有限的邪恶，是指在一本社会派推理小说所容纳的有限时空内，案件也好，悲剧也罢，总有一个结尾，无论是铃木阳子的“甩开一切”还是石神哲哉的“呕出灵魂”，无论是逃出生天还是锒铛入狱，所有的罪孽到此戛然而止，留给人们无限的惆怅和叹息，但《BLUE》不是，由于作品从始至终贯穿的时代感，颇给人一种“此恶绵绵无绝期”的惊悚。
　　
　　《BLUE》的第一部和第二部的故事背景虽然同属于平成时代，但第一部所表现的是平成时代的中期，而第二部所描述的是平成时代的末期。对于描写平成时代的推理小说而言，发生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泡沫经济破裂导致的大萧条，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BLUE》当中，社会精英的自杀、卖淫现象的加剧、诈骗犯罪的激增、吸毒贩毒的猖獗，都与泡沫经济的崩溃直接相关，正如书中所写的那样，从此“日本社会逐渐陷入深不见底的低谷，日本人开始恐惧早已被遗忘的贫穷”，尽管站在摩天大楼上望下去，世界依然平坦，但无数人已经无声无息地坠入了裂缝。
　　
　　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无数待业和失业的青年人因为绝望而过着糜烂不堪的生活，客观上造成大量无户籍儿童的出生，不仅使日本旧有的相对稳定的家庭关系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而且为未来的一系列人伦惨变埋下了伏笔。
　　
　　但叶真中显技高一筹的，是他不像很多作家那样，将泡沫经济破裂认定为平成年间的社会悲剧的“总起源”，而是在字里行间隐隐指出，这一出出悲剧的序幕早在昭和年间就已经无声地拉开，纸醉金迷不过是荒烟蔓草的前奏，“那个时期真的是到处都充斥着人、钱、物，换言之，也充满了危险的案件，东京的犯罪率比现在更高，跟土地和金钱相关的案子尤多，连暴力团伙也比现在活跃”，恰恰在那个东京山手线环内的地价可以买下整个美国的“狂欢年代”，日本的年轻一代已经在物欲横流中开始了迷离、颓废的精神状态，在更自由与更孤独的极端下，“这个社会的一切事物都从强韧的固体融化成了没有边际的液体”。
　　
　　“好像丢了魂”的一代，在随之而来的大萧条中，必然在现实生活的重压之下，与人性“解离”，书写着平成年代的中场同时也是《BLUE》上半场的悲剧；而与人性“解离”的一代，在平成年代的终场同时也是《BLUE》下半场，则将有限的悲剧无限地抻长，将他们在原生家庭遭遇而生发出的不幸转嫁给下一代：房价暴跌的社区成了无人鬼城，无人鬼城里被杀的是童年时遭到父亲痛打、成年后遭遇“3.11日本大地震”而更加一蹶不振的女人和她的恋人，而调查凶案的女警又兼具童年时情感受到伤害的女儿和成年后虐待自己女儿的母亲这样两个身份……
　　
　　在轮回无限、万劫不复的悲剧中，每一个人都陷入了泥沼，那是一种黏稠而阴暗的情愫，“淤泥和水草淤塞其中，散发出腥臭的气味，恰如这种混合了悔恨与罪恶的感情”，于是昔日的罪恶酝酿出今日的悔恨，今日的悔恨再造出昔日的罪恶，在“难以忍受的恐惧骤然降临”的一瞬，开始了对“无力改变的命运”的叛逃：奔跑，奔跑，至死方休，至死不休……
　　
　　小说中贯穿以大量平成时代的流行歌曲，给幽幽咽咽的故事装饰以嘈嘈切切的音调，但反复提及且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无疑是SMAP的《世界上唯一的花》：
　　
　　“花店的门前并排陈列着形形色色的花，
　　
　　虽然人们的喜好不尽相同，
　　
　　但每一朵花儿都很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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